1966年9月，校园里比往常冷清了许多。不少红卫兵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在学校晃荡了几天，我们班的红卫兵们也向北京进发了。
因为不是红卫兵，想见毛主席就显得理不直，胆也不壮，总有一种作贼的感觉。到北京红卫兵接待总站联系住处时，生怕人家赶我们回去。没想到人家根本没那意思，介绍信一开，我们就被安排到了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的东皇城根的一个建筑公司接待站。找好住处，我们立即赶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天安门，才相信真的到了北京。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北京那么大，竟然会在天安门广场碰到我们班的那一支红卫兵队伍，我们没好意思和他们搭话，两位头头交流了几句，便各自散去。我们在接待站睡的是地铺，每天馒头、米饭、菜汤，吃的还行。听说他们住在天坛公园，每天啃干馍就咸菜，很让我们高兴了几回。人说冤家路窄，后来我们几个在颐和园又和他们正规军不期而遇，吓得我们赶快躲在桥边等他们过去后才走。其实，成天提心吊胆的并非只有我们。我们到圆恩寺看电影时，恰巧碰见同样是偷跑并比我们先期到达的阿业、阿生们，惊喜之余，方知他们比我们更惨。学校红卫兵纠察队不知从哪里查到了他们的住处，找到他们，命令他们赶快离开北京，否则，毛主席的安全出了问题，由他们负责。他们表示：随便纠察队怎么处置，不见到毛主席，决不回去。聊了几句，匆匆离去。
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日子里，我们每天到首都各高校看大字报。我们到北大的那天，正赶上北大的小将们批斗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走资派”、“黑帮”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十月的北京，已有些凉意，那天，没有太阳，天阴阴的，几辆大卡车拉着身上挂着黑牌子的人们，在校园里缓缓而行。我看到车上有当时的北大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教授冯定，….下边不时有人拿石子砸向他们，他们不断举起身前的牌子，遮挡飞向他们的石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全国的名人，尤其是冯定，白白的面庞，留着小胡子，穿着一件土黄色的中山装，就是我想象中教授的样子。当我看到他躲在牌子后边遮挡石头的一刹那间，我的心竟然揪了一下，脸也红了。那天，我们在北大停留不长就到了清华，感觉到处乱糟糟的，还不如北大。
接待站的同志也不知道主席何时接见我们，每天尽最大可能保证我们的饮食起居。当时接待站住了百十人，来自全国各地。我们和接待站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一起大唱革命歌曲， 一起开联欢会，关系非常融洽。接待站的负责同志有50来岁，京剧唱的特别棒，我记得他经常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经常为伙食问题向大家道歉。现在想来，他是个非常敬业、非常负责、非常热心的人。
10月的一天（我实在不记得日子了），早上5点多，接待站的同志叫我们起来集合。我们知道，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毛主席就要接见我们了！接待站的同志领着我们，步行两个多小时，在一个人行道上坐了下来。马路两边全是我们这样的学生，一排一排地坐着。我们等啊，等啊，队伍不时一阵阵骚动，总以为毛主席来了，高兴地站起来，又失望地坐下去。突然，一辆一辆的摩托车从我们面前飞驰而过，紧接着，一辆一辆的汽车飞驰而过。起初，我既紧张又兴奋，眼睛紧盯着马路，毛主席就要来了，我就要见到伟大领袖了！可汽车没完没了地开，我松了下来，以为还早呢！谁知就在这时，毛主席的汽车“嗖”的一下，像箭一样飞了过去，我只看到一个穿军装的影子闪了过去，失望之中，汽车全过去了，我谁都没看见。旁边有人激动的哭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我激动不起来，甚至有一丝淡淡的怨气，因为跟我的预想相去甚远。本来主席的车应该是缓缓而行，他向我们招手，我们向他致敬，多幸福啊！可现实不是。心中神圣的东西不再那么神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