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建队安顿下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竟然是我们自己的柴米油盐问题。
120人的粮食和燃煤都需要我们到七、八里外的公社运回来,运一次只能维持三、四天。我们每隔几天就要去双铺一趟,风雨无阻,或抬、或扛,有时是煤,有时是米。有一次,下着大雨,我和阿煊两人抬着一筐煤,顶着风雨,被雨浇湿的煤越来越沉,我们趔趄在泥泞的道上,一步一步地往前挪,煊个子小,体力弱,沉重的煤筐压的她气喘吁吁,不堪重负,摔倒在地。我和她坐在泥水里,一边笑,一边说:“干脆把煤倒了算了!”可怎么敢呢?眼看着别人从我们身边一个个超了过去,只好重新抬起煤筐,一会儿高呼着口号:“坚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一会儿又唱“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暴风雨中的海燕...”,风雨中总算把煤抬到了驻地,累得骨头散了架。
知青队的领导们不断和县革委交涉,要求调换地方,但迟迟得不到答复。冬季无活可干,我们除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外,每天学习后就聊天、闲逛、到处转悠,倒也自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几个男同学在水塘边钓雨,煊和我凑过去,煊要过鱼竿,一个竿子下去,有鱼上钩,提起来,哈哈,一条鱼上来了!弄的几个男同学好没面子。后来,附近农民传说,知青们天天瞎玩,女的也能钓鱼。其实,就那么一次,还是瞎猫碰个死老鼠。
由于这个地方偏僻,消息闭塞,当地农民几乎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对知青的到来麻木不仁,根本不知怎么回事。一次,我在塘边洗衣服的时候,曾遇见一位农民,他问我:“你们没有母亲吗?有母亲来这里做什么?”我无言以对。12月,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应该欢迎他们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一直延续了十年。
当时回家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情,因为交通不便,很少有车到这里。有天下午,阿浩从姜集回来,告诉我们,有个到临县的大卡车停在街上,我们可以搭搭便车。我们七、八个同学一起,跟着阿浩匆匆忙忙赶到姜集,车还在卸货,司机不知到哪了。眼看货卸完了,司机还没踪影,有人告诉我们,司机不走了,你们回去吧!我们判断司机不想拉我们,躲起来了,我们坚决不走。从下午四点多开始,我们和司机拉开了持久战。心想:天黑以前他肯定要走,我们就耐着性子等吧!谁知天黑透了,司机还没来。公社的同志倒不错,看劝不动我们,在一间办公室给我们生了一盆炭火,我们几个人围着火盆,一边烤火,一边支楞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后半夜,火灭了,我们又冷、又饿、又困,强打精神支撑着。大约五点多的时候,突然听见了汽车发动的声音,我们急忙冲到街上,果然是那辆车,已经启动了,我们手拉手拦在了车的前边,车慢慢停了下来,我们散开准备上车的功夫,司机一加油门开跑了。没想到十几个小时的等待,居然是这样的结果,我们七、八个人楞在街上,眼看着远去的汽车,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无奈,只好步行二十多里到另一个公社再碰运气。
自始至终,我们不知那位司机的模样。他可能有自己的难处,可再难,一群孩子在饥寒交迫中苦苦等候了一夜,总该有点同情心吧。遇见需要帮助的人,有机会和能力,怎么就不帮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调换地点无望,有些同学开始想办法迁徙,阿煊在阳县找到了亲友。我无亲友可投,准备就在上城干下去。没想到在家等阿煊办调转手续的时候,我的一切倒被阿明办好了,而且几个人的行李也被阿芳让油罐车带到了我家,欣喜若狂。心里石头落地,在家把阿湧等同学的几床被子洗洗缝缝,忙了几天。
做好准备,争取春节前到阳县插队落户,和贫下中农过革命化春节。


同样都是人,就是因为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家庭里就会有不同的命运,这还不够可怕吗?
因为吃过苦,才知什么才是真的苦,经过了才真的懂了,难道这不是真的财富?
很多人觉得是上山下乡对不起他们,担误了他们,我一直都不这样看,我一直以为我们这一代是是最幸福的一代,几乎一生都生活在和平的年代里,没有战乱,没有流离,有了几年的经历又回到了城里,到底又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虽有坎柯但也不是过不去的坎。有人说文革担误了我们这一代,我从来不这样看。
和你一样,我从来不觉得那种经历有多么苦,如果你感觉我在诉苦,实在抱歉,我的初衷并非如此.相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思想认识大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