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日子--代课教师

  大约1969年的冬季，我被抽到大队的李店学校代课。

第一天到校，同样是代课教师的临时负责人阿诗，告诉我教初一数学，随即递给我一本书。从来没上过讲台的我，心里怯怯的，很想听一节课后再开始。他说：“没啥可听的，马上就去教室，学生们等着呢！”他把我领进教室，简单介绍后就离开了。也许是因为我的知青身份吧，学生们很欢迎，很配合，我立即镇定下来，教初一原本就没什么问题，所以很快进入了角色，应付自如。由于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后来和几个女生甚至成了朋友。

在此期间，我曾替请假的老师代过几天小学一年级的课，可真把我急坏了。刚上学的小孩不懂事，一会这个告状：“老师，他打我……”一会那个又举手：“老师，我尿尿……”还有的孩子互相嬉笑推嚷，根本不知道是在上课。我这才发现，小学教师比中学教师难当多了。没有经验没有耐心根本没资格做小学教师，尤其教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孩，太费神了！

李店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代课教师，只有几个是公办的，家都在农村。我和他们相处非常融洽，期间也有不少好玩有趣的事情。

学校的伙房不大，十几个老师们轮流做饭，大家凭票就餐。每顿无非是米饭配水煮萝卜之类。那时候我饭量惊人，有好几次都是吃两大碗米饭，整整一斤！阿诗在旁边大叫：“这么能吃，还像不像个女的！”我瞪着他：“不让我吃饱啊？”老师们曾经把我的能吃作为笑谈，笑得我很不好意思

阿诗给他婚外恋的那个“梅”写信有时落款为“xx”（即叉叉），已是公开的秘密，因此我们就常常叫他“叉叉”，他应答也很爽快。他和我们是同龄人。和他熟悉了以后，我开玩笑问他：“叉叉，为何给女儿起忆梅这个名字？”没想到他面红耳赤，吱吱唔唔，不与作答，我好后悔问了一个这么蠢的问题。

我工作后，曾听说阿诗不再代课，成了地道的农民。前几天听说，他已经去世，而且是在酒桌上被人掐死的。不愧是“叉叉”，活着是乡村人的另类，死也与众不同。叉叉，你在天堂还是那么潇洒么？

不知道是不是阿诗的婚外恋影响了他的进步，不久，他的临时负责人就由阿珍老师替换了。

学校新的负责人郭老师，30岁出头，爱人去世了，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挺难的。但是，她很乐观，整天都听见她哈哈哈的笑声。

有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她和我们几个单身教师一起，在煤油灯下闲聊。不知道谁出的点子，要把一个已经入睡的女老师叫起来。郭老师和我自告奋勇，担当此任。山村黑咕隆咚的夜，我和郭老师出了校门，沿着院墙外的小路，摸着到了那位老师的窗前，拍打着她的窗，大叫“陶老师，快起来！”“谁？么事？”“大队通知，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起来宣传！”我俩忍住笑，立即转身往回走。我们相信，陶老师一定会起来！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过夜，城里经常如此，农村紧跟形势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等我们返回到陶老师家门口，陶老师已经穿好衣服哆哆嗦嗦站在门外了，我们几个笑得话都说不出来。陶老师明白真相后，哭笑不得，转身回房。冷飕飕的寒夜，从热被窝里出来，她还有个吃奶的孩子，我们如此恶作剧，真的过了。几天后，有人说，校长拿宣传毛主席最高指示这样的大事开玩笑，太不应该。好在山里人厚道，没人向上汇报，不然，我俩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想想都后怕，也不敢问郭校长心里打鼓没有。

学校有个男性张老师，丧偶，三个孩子。热心人为他和郭校长牵线搭桥，不久，他们真的好了起来。张老师有段时间调到另一个学校，每逢我回家的时候，郭老师就让我帮她寄信。有一次，她刚写好，还没来得及封口，我无意中看见有什么想念呀，爱呀之类的话，暗自好笑：多大岁数了还爱呀爱的。现在看来，可笑的是我自己，谁说爱情是年轻人的专利，他们才30出头，谈情说爱有何奇怪！后来他们结婚了，听说日子过得还不错。如今他们已经年近古稀了，儿孙满堂的生活一定很幸福吧！